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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场“富农”年收入30万背后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31日 09:37 | 进入三农论坛 |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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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60岁的赵景余走在田间。赵景余和两个儿子耕种着80多公顷地。 A20—A21版摄影 本报记者 吴伟

  自曝“一年收入二三十万”,黑龙江农民刘贵夫最近被广泛关注和质疑。事实上刘贵夫不是普通农民,他是国营农场的职工;他体现的不是普通农业状态,而是农垦经济。

  在黑龙江农垦区,实行特别的土地政策,土地并不按人头分配,而是承租制,并且相对地多人少,职工可大面积租地机械化耕种。在粮价上涨背景下,耕种大户实现“高收入”。

  经过粮价从贱到贵的历史,农场土地从分散到相对集中,职工耕种土地多少不等。如何分配土地面积,成为农垦区基层官员正面临的一个问题。

  一侧是晨风卷起芦苇黄色的波浪,一侧是望不到边的翻过的黑土地,几公里远处,黑龙江汤原县境内,梧桐河静静流淌。

  梧桐河农场,黑龙江农垦系统114个农牧场之一,属于国家战略储备粮基地。10月18日,穿行在农场的田埂上,刘贵夫兴致勃勃。

  这名49岁的梧桐河农场职工,因为“上了新闻联播”,最近成为当地“焦点人物”。

  此前,10月7日,刘贵夫对着央视的电视镜头说,他承包约500亩地,靠种地一年轻轻松松挣二三十万元,另外国家还“白给”好几万的农业补贴。

  刘贵夫的这段话引来很多网民质疑,不少人认为他是“托儿”,还给他取名“白给哥”。

  刘贵夫则称自己说的数据是算过账的,“30万是保守估计”。

  18日这天,走在田埂上,出租车司机、24岁的何峰,神情有些恍惚地看着侃侃而谈的刘贵夫。

  稻田里,刘贵夫的儿子刘岩龙在收割机驾驶室向何峰打招呼。何峰跟刘岩龙是小学、初中同学。何峰初中时辍学打工,如今买了辆小车在场部跑出租。

  何峰家只有4公顷地,这在梧桐河农场中几乎算最少的。早些年种地不赚钱,何峰家放弃了一部分承包权,“那时哪能想到种地也会发财”。

  “刘四轮子”务农

  农垦区的“大锅饭”体制结束后,全面推行家庭农场,刘贵夫从那时开始种地

  刘贵夫习惯自称是“1连”的人,还会说自己“在18连队还有地”。“连”、“连队”,这些称呼还沿袭着黑龙江农垦人的习惯。

  1947年,第一批复转军人,在“北大荒”建立了第一批机械化农场。“北大荒”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则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王震率领10万复转军人进行的。

  当年,除粮食生产外,农垦大军还担负屯军备战的职能。农垦分局被称作“师”,农场被叫做“团”,各个队就叫“连”。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介绍,梧桐河农场的历史是从1950年开始的,开荒者主要是“劳改犯”。

  今年66岁的张桂森是3队职工。3队当年叫3连,主要是“政治犯”,张桂森的父亲曾被押解于此。1965年,农场向国营农场方向改造,张桂森从河北搬来与父亲团聚。当时有许多“刑满释放者”自愿留下。

  张桂森记得,那时从天南海北赶来的年轻人汇聚于此,和他家一样,在梧桐河落户扎根。

  昔日的军人与“犯人”如今在村头碰在一起,偶尔还互相打趣,“当年还是我押你过来的”。

  根据公开的数据,至1985年,先后有14万复转军人、5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青和大批地方干部,以及无数黑龙江农民开赴“北大荒”。

  1978年,16岁的刘贵夫,随母亲从佳木斯迁入梧桐河农场定居。记忆里,那时“穷,穷得叮当响”。

  后来刘贵夫借钱买了辆小型农用车,在场部跑运输。那是1982年,农用车是稀罕物。刘贵夫在家排行老四,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刘四轮子。

  当时普通职工一天收入几块钱,刘贵夫一天赚10几块,农忙时甚至日进100多。

  1985年,是黑龙江农垦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大锅饭”体制结束,垦区全面推行家庭农场制度。

  这一年,梧桐河劳改农场的建制被取消,成立国营农场,隶属黑龙江农垦总局宝泉岭管理局。

  刘贵夫也在这一年开始种地。在他的记忆里,之后的十来年,种地不怎么赚钱也不赔钱。农闲时,刘贵夫就开着“四轮子”到场里拉活儿,贴补家用。

  从亏本到国家“白给”

  粮价偏低的时期,出现大规模弃租现象,部分土地向种地能手、“大户”集中

  一直到2005年,刘贵夫家还只耕种六七公顷地,“又不挣钱,要那么多地干吗?”

  距离梧桐河农场50公里外,是新华农场,与梧桐河农场同属宝泉岭管理局。10月24日,该农场宣传部部长任长江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粮食价格偏低,还不及现在的一半,种地普遍不赚钱甚至赔钱,黑龙江农垦区土地退租现象蔓延。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黑龙江省中心2001年的数据,当年水稻收购价约在114元/百公斤,约合0.57元/斤。

  何峰家的地,就是那个时期弃租了一部分。

  10月19日下午,梧桐河农场,67岁的退休职工付守仓回忆,那时候一年到头下来,生活费都攒不够,有的户基本生活还要靠贷款,有人直接弃地打工去了。

  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农场经济管理》杂志社副主编杨劲回忆,那几年中国曾增大进口粮食的数量。

  那个时期,农场干部、种地能手以及积极分子,按农垦上级单位要求,接过被弃租的土地继续耕种。此时期,还接收农场外的农民承租土地。

  任长江等五六个干部,一共被分到了约50公顷耕地。一边做农场的相应工作,一边要种地。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说,当年耕地被规模弃租,使得部分土地向种地能手、租地大户集中。

  到2004年,“亏本种地”的情况,有了好转的迹象。

  这一年,中央“一号文件”宣布,用五年时间逐步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直接补贴政策。实际至2006年,中国已提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农业税。同年,又在粮食直补基础上实施对种粮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政策。

  梧桐河农场政研室郑雪峰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该场对每亩耕地的直接补贴为13.17元,综合直补为39.23元,二次补贴为3.12元,良种补贴为15元,每亩总共补贴70.52元,折合每公顷土地补贴1057.8元。

  对于刘贵夫,意味着一年能拿到农业直补3.5万元,也就是他说的“白给”的。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认为,国家“白给”这部分,相当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剂”,如果没取消农业税不进行直补,农民仍然难以通过种地赚钱,也就仍不愿种地。

  2005年,刘贵夫留意到了农业直补的新闻。琢磨了一下,他把“四轮子”卖了,换回一堆农业机械。2005年,他快速扩展承租土地的规模,提升到近30公顷,后来又扩展到30多公顷。

  而在种了几年地后,新华农场的任长江歇了口气。这个时期,按上级要求,农场机关干部全部退出承租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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