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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企自建养殖场 奶农失去市场地位纷纷转行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09日 14:20 | 进入三农论坛 | 来源:新华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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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后的第三年。三鹿倒下,事件的阴影在公众中也渐渐散去,不过,对于河北奶农来说,困境才刚刚开始。

  据了解,国家在三鹿事件后的新规定《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早已从行政上刨除了奶农们零散饲养的可能性。养殖散户被迫把自己的奶牛托付给“牛托”养殖,但是“牛托”们的养殖合作社,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已经失去话语权,“要不要收,想以什么价格收。一切都是乳企说了算。”

  而大型乳企,比如伊利、蒙牛等,纷纷加速自建奶牛养殖场的步伐,对奶农的依赖性逐渐变弱。所有奶农,成为三聚氰胺事件的最终买单者。

被集中的奶牛

  出保定火车站,沿107国道往东北30公里,保定市徐水县漕河村。那场由三聚氰胺引发的“灾难”已过去3年,而对于这个村子而言,似乎只是发生在昨天。 

  “你是做什么的?是不是记者?”对于每一个驻留院前的陌生人,在奶牛场做帮工的黄师傅总会警惕的向前询问。他说,他现在做帮工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防止“像你们这些记者”一样的人闯到牛场里。他劝网易财经编辑“赶紧离开,要是场长来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黄师傅的所说的场长指的是钱子贵(化名),一位已经50出头的消瘦老头,衣衫邋遢但眼神矍铄。网易财经编辑步行一里多地辗转找到他时,他正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给一个村民打电话。经过再三解释来意后,他终于由蛮横拒绝转为“可以说说”,但同时警告“不能录音”。他说刚才正联系一户村民协商购买玉米,但是谈了很久终究没能让对方便宜点。“1斤1块3,1分钱也少不了。” 

  钱子贵是个“牛托”,这是一项在三鹿事件后被动壮大起来的新职业。如托儿所一样,它指的是负责代为饲养零散奶牛的人,他们自己建场子统一管理送来寄养的奶牛,村民以自己奶牛产出的一部分奶作为“托养费”。 

  在河北绝大多数产奶区,钱子贵的“托牛场”模式,即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已逐渐取代小规模散养户模式。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前,河北农村奶牛养殖绝大多数都是奶农分散饲养,但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这种模式不复存在。 

  “以前是企业抢着来买奶,现在是我们想着办法给企业送奶。”钱子贵介绍,在三聚氰胺事件后,在这里乳业企业都提高了鲜奶收购准入门槛,对于小规模的散养户基本拒绝收购。于是,零零散散的奶农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小户养殖,而将自家奶牛交给钱子贵类的“牛托”统一饲养,才能够保证产的奶能销售出去。 

  事实上,据网易财经了解,国家在三鹿事件后的新规定,早已从行政上刨除了奶农们零散饲养的可能性。据了解,国务院在2008年10月颁布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即规定了当时存在的生鲜乳收购站所拥有的收购证有效期仅为两年,两年后则不再办理工商登记。 

  也就是说,原本由私人投资建设的生鲜奶收购站在最迟2010年10月将不再合法。而《条例》同时规定生鲜乳收购站只能由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畜养殖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 

  据保定市、县两级畜牧行政部门此前公开介绍,在2009年底,该市就已经完全实现了对奶农小规模养殖完成集中化管理,将全市全部泌乳奶牛全部入驻“饲养小区”,“提前1年实现了规定的目标要求。”所谓的“饲养小区”主要指的就是钱子贵类的“托牛场”。 

  “我把家里原来的院子竖几道墙隔成牛栏就是现在的奶牛场。”钱子贵说他的奶牛场目前饲养着接近900头奶牛,但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不到200头,其他的都是村里零散奶农送来托养的。 在河北绝大多数产奶区,“托牛场”模式,即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已逐渐取代小规模散养户模式。

  被转行的奶农 

  当对场子里几个帮工分布工作任务时,当黄师傅一口一声“场长”叫唤时,钱子贵脸上总会乍现一种“领导”独有的高傲表情。但是,他告诉网易财经,其实他“这两年基本没赚到钱”。他甚至打算熬过年尾就把托牛场卖给当地“有钱的乳业公司”,考虑做做其他生意。 

  “玉米一块三一斤,鲜奶一块四一斤,一头奶牛一天就要吃接近20斤饲料。”钱子贵说为了节省成本,一般一天只给奶牛吃一顿玉米混合饲料,其他都给喂干草、羊草等。“一头奶牛一天产奶20几斤,但是超过一半的奶牛干吃饲料不产奶,饲料贵,奶价上不去,加上水电费等成本平均下来亏多赚少。” 

  但是他坦言,要产好奶就要喂好料,但现在赚不到钱只能喂粗饲料,鲜奶的质量自然上不去,奶价也就越低,奶牛养殖已经是恶性循环了。 

  “我打算开个煤场。”指着蔓延至麦田尽头的一排院子,钱子贵说,原来那些棚子都是奶牛场,但是如今都变成了煤场。“听说收入比养牛高多了”。 

  多数世代养殖奶牛的漕河奶农正与这一传统祖业渐行渐远,他们难以理解为何短短两年内这变化会来得如此之快。 

  在漕河村奶农黄觉民看来,奶农亏多赚少的原因归根结底是“鲜奶没地方卖了”。10月2日,原本与网易财经约好下午的见面,他最终还是以“突然有事,到家里不方便”为由婉转拒绝了,只愿在电话中与网易财经编辑聊一聊。黄觉民如今饲养的奶牛不到100头,其中80多头是自己的。三鹿事件那年他家的奶牛场也被调查了,虽然结果是没有任何问题,但与乳企的关系却发生了反转变化。 

  “原本是企业抢着来收购奶源,价格也高,而现在却得我到处找路子去卖奶,价格多少人家说了算。”黄觉民告诉网易财经,乳液公司并不会告诉他们每天具体的收奶价,只有到每月一次结账的时候,奶站才知道自己的奶究竟是多少钱一斤卖出去的。 

  而在2008年10月开始,河北省奶协曾对外表示,有的乳企业采取非正当手段争抢奶源,以许愿形式高价收购,利诱其它奶站向自己企业交奶。“那个时候,奶农是强势的一方,这番景象自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就再也没发生了。”当地人告诉网易财经。 

  对于黄觉民来说,这不是最糟糕的。他介绍说,由于属于小本经营,之前他家奶牛场产的奶仅本村的村民就可以消费一半。“村里的、镇上的人早上晚上拿着盆排队到我这里买奶喝。”但是三鹿事件之后,村民再也不喝牛奶了,改喝豆浆了。如今只能卖给乳业公司。 

  “俗话说,家财万贯,长毛的不算。”黄觉民感叹,养殖业风险太高,不亏即是福。

  强势乳企

  据了解,保定是河北省重要的奶源基地,近年来,奶业也是该市农村经济增长最快的产业。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保定市奶牛存栏量就有21万头,全市日产生鲜奶能力为1200吨到1300吨。 

  不过,在三氯氰胺事件之后,像蒙牛、伊利等大型乳企都加快自己的养殖基地建设。蒙牛2011年中报中显示,“本集团年内在奶源支持及建设方面的投入约人民币7-9亿元,包括通过提供委托贷款、预支奶款、参股大型牧场及投资建设现代化牧场设备等多种途径”。据了解,蒙牛现在来自牧场及大规模农场的奶源管理好于奶站,2008年该部分奶源占比仅不到50%,2010年则逾70%,2011年上半年已接近80%。 

  目前,蒙牛、伊利、新希望分别在该市望都县、定州市、保定市区建有基地。据网易财经查询2010年年底的数据显示,三家企业在保定市当年的总设计生产能力即达到2100吨(其中蒙牛700吨、伊利1200吨、新希望200吨)。 

  也就是说,乳业公司的加工能力已超出生鲜奶供应能力的60%到70%,在市场中奶农应该处于有利地位。 

  然而,网易财经在保定了解到的事实却正好相反,三聚氰胺事件中,始作俑者三鹿集团已瞬间不复存在,而对于已经历倒奶、杀牛等阵痛后的奶农而言,更漫长的痛苦却是安全性被质疑,在原本强势的市场中成为失势方。 

  “合作社生产的奶我们都是要经过挑选的,不是所有奶我们都收。”新希望集团控股99%的河北省新希望天香乳业公司奶源部一位职员告诉网易财经。据其介绍,其公司自身就投资建设了6家奶牛养殖基地,根本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入户收奶。 

  此外,一些奶站负责人则认为因为奶价企业说了算,市场竞争没有体现出来。合同收奶模式在保护奶业秩序的同时,更多地约束了奶农。因为签合同之后,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和企业绑定,导致有的企业给出的奶价低,奶农也只能接受。 

  而据网易财经了解,在当地的一些企业甚至存在采取限量收购的做法,即对养殖小区日均生鲜奶供应量设定为不少于2吨的标准,不收取达不到标准的养殖小区的生鲜奶。 

  河北省奶业协会秘书长袁运生亦告诉网易财经,三鹿事件后,在河北省存在规模较大的乳制品加工企业对奶源基地划分,在局部地区形成垄断后开始主导并压低价格。“以质论价,质量好坏也是自己说了算,虽然政府制定了指导价,但是基本上也只是停留在指导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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