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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贵伤农 订单农业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发布时间:2012年01月06日 15:05 | 进入三农论坛 | 来源:人民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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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黑龙江五常大米稻农与企业获利相差悬殊的现象,报道称五常水稻90%以上为订单水稻,而收购企业却纷纷违约,转向市场收购或是要求低于合同价收购。中国订单农业的违约率高由来已久,它在发达国家已被验证是成功模式,为何会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

  订单农业已在发达国家成功运用,理论上可让农户企业双赢订单农业连接“小农业”与“大市场”,农户企业可双赢

  订单农业是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按照与购买者签定的订单合同,组织安排农业生产,是一种“先找市场后生产”的产销模式。

  中国的订单农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扶持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订单。

  理论上讲,订单农业是一种企业与农户双赢的模式。它通过订单,将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联接起来,解决了农户对销路的后顾之忧,同时企业帮其分担了因农业生产周期长而产生的远期价格风险。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稳定的原料来源,订单农业将众多而分散的农户聚集起来为其提供生产原料,又因为是向农民直接购买,可以减少其在市场中的交易成本。

  订单农业在发达国家获得了成功

  订单农业在发达国家已经被验证是成功的。订单农业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在美国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在欧美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末,订单农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之一。

  以美国为例,早在1997年,美国国内的农作物和畜产品就有约三分之一是通过合同生产和交易的;2001年,肉猪总产量中的合同销售份额占到72%;活牛销售在集中上市期全部是通过合同来定价销售的;棉花和大米销售的30%以上采用合同销售;2002年时,美国79%的烤烟通过合同销售,至2003年几乎所有的烟草公司和烟叶经销商都与生产者签订了合同。

  订单农业在中国水土不服,履约率低、利益分配相差悬殊缺乏约束与避险机制,订单农业在中国履约率仅20%

  被国际经验证明有效的订单农业,在进入中国后却出现了水土不服,最大的问题就是履约难。调查显示,中国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仅20%。

  订单农业是一种远期交易,在合约期内,农产品价格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多变,若在到期履约时价格波动大于预期,使履约的成本高于违约成本、或履约收益低于违约收益时,双方都会出现违约倾向:当市场价格高于订单价格时,农户存在着把农产品转售给市场的强烈动机;而当市场价格低于协议价格时,龙头企业则更倾向于违约从市场上收购。

  订单农业的远期价格风险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之所以唯中国违约率高,既有中国农业自身特点的原因,也有配套体系不完善的原因。虽然法律对于合同违约有明确的赔偿规定,但在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下,无论是农户违约还是企业违约,另一方追究其法律责任时,都将面临较规模农业更为高昂的诉讼成本。

  同时,中国不具备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无法通过社会信用记录和信用档案制度对企业和农户加以约束。而且由于订单农业的金融配套政策不完善,对于其远期价格风险缺乏避险渠道。

  部分企业强势违约,将风险推向农民、攫取高额利润

  在订单农业的交易主体中,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企业的实力都要强于农户。企业拥有健全的决策系统、组织系统、完善的市场营销系统以及与政府及其官员打交道的能力,这令企业在与农户的交易中处于强势地位。

  由于农产品的同质性,农户对于收购企业具有强烈依赖。因为中国农业小而分散,对于企业来说,生产相同产品的可替代交易对象很多,而对于农户来说,对特定农产品收购的大型企业却是稀缺的。

  而收购企业之间也会联合起来,制造市场垄断,让农户不得不接受企业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据媒体报道,五常大米事件中,就有多家企业联合起来“憋稻”的情况,导致农户产品卖不上高价。

  政府倾向企业,让农业与企业间差距更为悬殊

  中国的订单农业是在政府扶持下发展的,收购企业也大多是由地方政府引进,地方政府由于政绩催动,与企业具有利益的高度一致性,结成“精英联盟”,而农户利益则无人撑腰。

  以五常大米事件为例,五常市大米协会的工作人员和稻米产业管理中心是一套人马,行业协会形同虚设;这两个机构的职能,是统一行使对稻米市场的引导和管理、带领企业闯市场,并不涉及农户利益。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倾向,对农户利益的疏忽,使企业与农户间的差距更为悬殊。

  应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同时引入风险规避机制农业合作社可以提高农户的话语权,参与收益分配

  订单农业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一盘散沙似的小农户面对收购企业缺乏话语权。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有效办法,就是推广农业合作社。

  在“公司+农户”订单农业模式中嵌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户与企业交易时的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分享高额收益。但是中国农村合作社自2007年农业部下发《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等一系列文件后,才开始迈向发展,至2009年6月底,全国拥有农民合作社17.91万家,这相较于中国长期居住于农村的7.5亿人规模来说,还不足够。

  在美国的订单农业中,农业协会是农户的利益代表,它相当于中国的农民合作社相似,具有单个农户所没有的力量,代表农户与公司进行谈判,在确定订单农产品价格及其他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

  仅靠强制履约会令订单农业规模萎缩,应同时引入避险机制

  由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合约的签订并非是市场风险的完全转移,远期的价格风险正是交易双方选择违约的利益诱导。所以,要解决中国订单农业的履约难问题,仅靠强制手段也不够。

  在利益和风险面前,不论是农户违约还是企业违约,都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约定的条件下,自己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而如果一种经济制度安排不能满足经济人的理性,就不可能实行下去。若仅靠强制力量保证履约的话,短期内可增加履约率,长期内却可能造成订单农业市场的萎缩乃至消失。

  所以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避险机制。目前学界普遍建议引入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龙头企业+农户+期货”模式可以为订单农业提供很好的“风险避口”。当交易者认为履约到期时的价格与订单价格不相符时,可以在期货市场购买相反的头寸,进行套期保值。企业可以直接进入期货市场操作,而农户可以联合起来,由合作社代为操作。而期权则可以将损失固定在一定范围内,期权费就是可以预见的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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