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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少年:学会自己长大

发布时间:2012年02月15日 11:35 | 进入三农论坛 | 来源:中国青年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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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依山傍水、炊烟袅袅的稼贤村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这里过分安静。在县城读初中的学生龙智星对这个村子的沉寂习以为常。

  人丁兴旺的稼贤村是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最大的苗族村寨。最近3年来,稼贤村的人口由1368人增加到了1450人左右。但稼贤村的3个寨子一天天冷清下去,包括龙智星的父母和叔婶在内,大人们都外出了。

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龙智星的家在村头,有9口人。这家的家庭成员平均年龄20岁——花甲之年的祖父母抚养4岁到14岁不等的7个孩子。龙智星的的父母和叔婶都去浙江打工了,两个家庭的孩子都和祖父母在一起。

  放眼全村,也很难找到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30岁和40岁的同样难找。这个年龄段的人并非不存在,而是已经离开。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龙求子说,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有力气的人陆续到外地打工,多数去了东部的浙江省。至少有半数村民不在家,有些人多年没回来过。

  说起稼贤村数得着的壮劳力,身高1.66米、体重54公斤的龙汉涛算是一个。他今年47岁,在村里的小学教书。他说,全校96名学生,有80多人的父母不在身边。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在稼贤村,不难见到正在修路的头发灰白的阿公,也不难见到赶着4头水牛或喂养10头肥猪的阿婆。10年前,保护村庄的治安联防队多由30岁左右的壮小伙组成。今天的50多名联防队员,年龄均在50岁上下,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

带着弟弟妹妹上课很正常

  在龙智星家,一天是这样开始的:两个大人带着7个孩子挤在3张床上。鸡鸣过后,祖父母急忙拉起赖床的孩子,给他们穿衣,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伴随着哭闹。

  祖父龙云返说,孩子们太调皮了,整天叽叽喳喳的。他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不断用苗语强调自己“已经迈上60岁的坎儿了”。在过去,这是一个意味着可以天天坐在门外晒太阳的岁数。而现在,完成了养儿育女的义务之后,他还要替子女履行养育下一代的责任。

  可龙云返说,全家里里外外“13口人吃饭”,如果自己不去种田,孙子孙女的生活怎么办啊?

  在弟弟妹妹们争执的时候,14岁的龙智星必须让自己显得威严起来。他部分担当了父母的角色。看动画片时,他不断呵斥更小的孩子,让他们离那台不知道年月的电视机远一点。

  他有这个义务。用祖母的话说,“大的带小的,小的带更小的”。

  读村小时,智星把弟弟妹妹也带在身边看管。他先后带过3个孩子,直到他升入更远的寄宿学校。被他带过的妹妹现在也成了小学生,她上课又要把更小的孩子带上。

  稼贤小学一个30人左右的课堂上,农忙时最多能有10多个不速之客,有的学生甚至要带两个弟弟妹妹。每当插秧和打谷子的季节到来,教室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

  课堂气氛严肃时,他们多数站在正在念书的哥哥姐姐身边,但无法老老实实保持同一个站姿,不时走进走出。假如有谁哭闹,老师也会充当临时保姆,哄好孩子再讲课。

  这对教学秩序不无干扰。不过老师们安慰自己说,有的孩子因此在入学前就受到了知识的熏陶。

14岁少年9年没见过母亲

  智星的妹妹龙群香已经上小学三年级,谈起父母,她总是带着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

  智星记得,群香原本好动,父母走了以后,就突然“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

  而智星本人的情感更为复杂。两岁到11岁之间,他没有见过母亲。在他两岁那年母亲独自去了外地,4岁那年父亲也跟着去了。再次见到母亲时,他已经成了小学四年级学生。

  他还记得母亲出门9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情景。他在路边等待,母亲下车后,父亲很正式地为母子俩作了介绍。家里不是没有收到过她寄回的相片,可儿子还是感到陌生,见面的第一印象是,“她没比我高多少啊”。

  稼贤村不乏这样的故事。30多岁的村民马吉香和丈夫回家过年时,又一次掉了泪,孩子们都不愿让她抱。她从前把女儿背在身上到浙江的砖瓦厂干活,后来实在照顾不过来,把孩子送回了老家。

  这次回家之前,马吉香买回6种颜色的毛线以及海绵和橡胶鞋底,给老人、孩子每人做了一双棉鞋。孩子的鞋码只能靠估计,令她欣慰的是,鞋子都很合脚。她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有时做到凌晨,花了一个多月。她形容,自己的想念,是“没日没夜的”。

  在稼贤小学,有学前班的孩子错把女老师喊成了“妈妈”。一位归来的父亲兴冲冲地到小学去看二年级的儿子,站在教室外面五六分钟后,自己先哭了起来——他七八年没有回家,没有一个孩子认识这个人是谁。

  甚至村里的孩子打架,也极少有人会气急败坏地威胁对方“等我喊爸爸来揍你”。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远水解不了近渴。

  见面前,智星与母亲的感情主要依靠电话线维系。很长一段时间里,全村没有几部电话。父母会先打到别人家里,请人帮忙去喊,5分钟后再打过来。

  智星记得要走很长的夜路去接电话,他有时不太情愿。尽管母亲的声音是温柔的,但“总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现在,他承认自己那时还不懂事。

  母亲回家住了两年。有一天明确告诉他,又要出门赚钱,为了供他上学。

  母亲教他自己洗衣。因为,从六年级起,他就要到很远的中心小学寄宿了。儿子洗过的衣服,母亲逐一检查,不够干净就重洗。等到智星学会洗衣的时候,母亲又一次离开了村子。

  像其他夫妇那样,她有意选在凌晨悄悄上路,避开了除智星以外的孩子。她设想,孩子们只需花上一段时间,就能适应父母缺席的家庭生活。夫妇俩一年给家里打十几个电话,有时过年也不回家,而是寄回现金和衣物。

  这些年来,孩子们不断向大人炫耀自己学会了写字,学会了吹口哨,或是跑得最快。但这些事情,父母往往不是最先知道的。

  7岁那年,群香开始上山去打猪草,采回可作药材的野菊花和金银花。也是在这一年,她学会了梳辫子,这是母亲在家时教的。父母回家的频率以年计算,“除此之外再也没教别的了”。

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半数是留守儿童

  在凤凰县各个乡镇的寄宿制小学,住宿生一般每周回家两次,把酸萝卜和豆豉等带回学校,充当一周的下饭菜。团县委书记黄伟不时到农村学校为“希望工程”寻找资助对象,她看到,有些个头矮小的小孩,踮着脚尖才够得着桌上的菜罐。

  在山江镇中心完小当过副校长的高级教师隆茂昌说,个别低年级的住宿生还尿床,有时班主任就要帮着洗铺盖。

  老师做的很多事情都超出了职责。比如,家长从外地寄回生活费,班主任帮着去邮局领取,代为保管。他们随身备着账本,当学生从老师那里取走一元零用钱,账本上就要记下这笔开支。这样可以防止学生提前花光生活费而忍饥挨饿。

  “留守儿童”现象已被凤凰县视为“困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又一新问题”。该县教育局局长段跃进2011年主持的调查显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52344名学生中,留守学生有26594人,达到50.8%。父母均不在家的孩子,由祖父母、外祖父母“隔代带养”,或者寄养在亲戚朋友家里。

  县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些关爱活动,包括为他们寻找“代理家长”。学校也尝试改进教育方式,让他们“以校为家”,“感到父母就在身边”。老师则通过组织“我帮爷爷奶奶插秧”之类的活动,增进祖孙的感情。

  一位老师说,近年来常听学生抱怨父母“为什么不把自己也带走”。“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这位老师说。

  在隆茂昌眼里,这类孩子的不足之处包括贪玩、任性,优点也很明显——举行野炊时,他们煮饭很利索。

  而龙汉涛叹息,农村教育条件本就不如城市,家庭教育上又有欠缺,长此以往,就怕孩子们的智力会像发动不起来的机器。

  镇上的中学老师吴建辉和80多位志同道合者——多数是乡村教师,发起了一个帮助困难学生的公益组织,在凤凰县到处走访农村家庭,并从外界帮他们争取资助。他们最近调查了3400多名孩子,其中至少有2000个留守儿童。

  吴建辉担心,当孩子进入叛逆的青春期,在法定监护人缺席的情况下,更容易走上歧路。他们缺少父母的照顾,缺少父辈的爱与约束。他说,老师和代理家长做得再好,还是代替不了父母。

凭记忆和想象写关于父母的作文

  龙智星已升入初二,但祖母还以为他“刚上初一”。祖父母能做的是,假如校方需要家长确认某一事项,他们就拿出一枚印章,或按上一个手印。

  所幸龙智星到目前为止不算叛逆,瘦弱而文静。

  进入中学以后,他发现自己迫切地想要接到父母的电话。过去他嘱咐父母要带新衣新鞋,现在则极力向他们保证,衣服还有很多,“买那么多也没用”。

  教科书里描写父亲的散文《背影》,电视里的某个画面,或是别人跟父母说的话,都可能引发他的想念。他羡慕城里的同学可以“每天都能跟父母说一些话,帮父母做一些事”。

  他至今不知道父母究竟是在浙江省杭州市的哪一个地点。他听说他们在苗场帮人挖树苗,具体是什么树苗他“没关心过”。

  有时,智星希望父母运气好一点,能挖到更多的树苗,收成会更好。另一些时候,他又盼望杭州赶紧下雨,或者苗场的老板没有安排接活,这样父母可以休息。

  他有时可以在写作课上想念父母。遇上关于父母的作文题,他只能“凭着记忆和想象去写”。

  写作时他把自己刻画成调皮的孩子,而父母总是耐心纠正他的缺点,教会他某个道理。“因为有家人的帮助,自己一个人才会改正错误,成长,更加完美。”他在作文里总结。

  但这样的对话,并没发生过。智星承认摔过跤,也磕破过头,但父母都未必知道。那些教导自然也是虚拟的。

  “这些事情不一定发生。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这样的。”他说。

  他自认不是作文高手,考试有时会写跑题,写到父母身上,“写着写着就这样写了”。

  在最近一篇与家庭有关的作文里,他照例杜撰出父母帮自己改正缺点的故事,并在结尾感慨:“有家真好。有一个好的家,一个人才会有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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