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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大量返乡 中国人口迁移模式正在改变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01日 10:43 | 进入三农论坛 | 来源:经济学人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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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三十年来人口不断涌向沿海后,中国的内地人口正日益倾向于在离家乡更近的地方工作。

  位于中国中部一座山腰上的福兴镇,一条横幅横挂在主要街道旁,上面写着“返乡工作,照顾家人”。在这之前,村子周围的农民,只想着离开那一亩三分地到1000公里外的沿海工厂里找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当地政府也乐于摆脱了他们。如今,政府又拼命想让他们留在家乡。

  福兴镇所在的金堂县,曾经以作为四川省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县为豪。贫穷而偏远的内地,与沿海市场没多大联系,四川除了鼓励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寻找工作外,别无他法。像金堂这样的县的政府官员,过去常到沿海附近的工厂参观,宣传他们剩余劳动力的优势——利用人们对四川人性格中强硬、果断的刻板印象。

  八九十年代,来自金堂县的在外打工人数从不起眼的18万开始增长(该县人口90万以上)。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去了广东省(点击查看地图)的工厂,广东是在中国的出口浪潮中最先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外出打工者喜欢与来自同一地方的老乡亲近,许多来自金堂县的工人往往仅止步于东莞地区——广东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心,从电子产品到服装,他们无一不做。东莞的一条街开始以小金堂著称。据中国媒体报道,金堂县委书记曾经访问东莞的工厂,游说这些工厂雇佣自己县的外出务工者。六年前,该县因此在东莞设了一个办事处。

  回家的诱惑

  一个大变化即将到来。金堂县归四川省的首府成都管了,像其他内地城市一样,成都开始迅猛发展,这得益于近年来政府的大批投资项目以及沿海一些制造厂为寻求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而迁入了内地。福兴镇的墙和路灯杆上贴满了招聘广告,但不是来自遥远的沿海,而是来自成都及其附近的工厂。其中有些是成都附近的富士康工厂招聘的(一张红色的广告写着:每月工资2000元以上——折合约320美元),这是一家台湾的大公司,苹果公司的ipad还有其他一些电脑产品都是在那生产的。富士康最大的工厂在广东,但2010年10月它在成都开设了一家现代化的大工厂,声称要在五年内员工数扩大到50万的惊人规模。成都政府一直在抓就业,设法给本地人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至于发生在富士康工厂里的多起原因未明的自杀事件,政府似乎不太担心)。

  福兴镇路边,一群来自附近农村的年轻男女正拖着行李在等接他们去成都的大巴车(尽管严格来说,福兴镇离成都市中心只有两到三小时的车程,该镇大多沿着蜿蜒的国道而建)。此时刚过了春节,在家乡过完节后,民工该回到已经打了超过20年工的沿海了。但对等在车站的大多数人来说,成都是他们的终点站。他们围着记者,高兴地说着成都现在的工资如何不比沿海低,附近的工作有多好找。

  一个颇有意义的变化在中国这个偏远的小角落广为传播,这样的情况标志着中国的某个发展阶段即将结束:这一阶段因其漫长的过程和遥遥无期的悲惨生活而被贴上了狄更斯式工厂的标签。很快,交通不畅的福兴镇在修好高速路后离成都就只有几公里了。提到这条新修的路村民们就很激动,不仅仅是因为以后到成都更方便了,还因为会带来商机和就业机会。镇上的工人们正在为一个新的集市场和购物为一体的大型开放综合体做最后的加工。

  金堂县的官员们一直都在忙于三四年前还是一项不可想象的工作:劝外出务工者过完年后留在家乡,不要回沿海了。他们与外出务工人员代表开会,表示会为有志创业的人提供暂免税收和贷款保证的优惠。在成都附近的重庆,一家政府所有的报纸甚至刊登了一幅当地警察替回乡过年民工运送行李的照片。在这个国家里,当官的(以及城市常住居民)总是看不起外出民工,现在形势已经明了:欢迎返乡。一位重庆老板还提供一辆加长豪华轿车免费接送民工返乡(如上图所示)。

  政府称,2011年,在重庆区内流动的本地工人第一次超过了流向其他省份的人数。也就在几年前,70%的人还在涌向其他省份。据中国国家新闻通讯社新华社报道,2008年以来,河南省的五分之四外出务工人员首次在省内流动,该省是另一个更大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此前,相同比例的人口是流向其他省份的。四川的人口流动趋势和河南类似。2008年,四川的两千万外迁人口中有58%在省外务工。去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52%。成都一位劳动保障部的官员称,人们期待留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的心情在今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因之一是欧洲经济滑坡导致沿海工厂出口产品困难重重(说内地新增的就业岗位都是来自出口这一传统的外来民工的雇主一点也不为过)。

  长距离流动将会是未来几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特色。2008年底,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数百万民工失去了工作,沿海的就业市场遭到了重创。但随着出口的复苏和一系列刺激政策的推动,经济很快就好转了。尽管现在依然笼罩着欧洲经济危机的阴影,但中国沿海的工厂又回到了劳动力紧缺的时期。

  尽管刚刚开始,但中国最近在人口流动模式上的变化,也许超过陷于困境的西方市场所造成的短时间的动荡。这些变化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和人口老龄化倾向。即使内地有深厚的资源,但那个有着大量的、似乎用不尽的年轻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据联合国专家估计,中国年龄在15到29岁之间的人口数去年达到了顶峰,从整体来看,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在未来几年将开始减少。根据政府智囊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来自农村且30岁以下的人中,90%以上从事着与农业无关的工作。在重庆和四川,一些招聘半熟练工人的企业面临很大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在今年帮助川渝两地的公司访问其他省份以寻找更多的工人。

  转变中的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也许反映了中国经济的一次再平衡。最近几年,内需为中国的发展做了更大的贡献,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上的大量投资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公司不再需要临港而设。这样发展的结果是沿海与内地的收入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比内地的高15%。现在,四川的很多打工者说,考虑到交通费和沿海更高的生活开销,那些离家较近的为数不多的高薪工作,看起来变得更有竞争力了。

  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正在进行试验,该实验也在重庆推行,目的是让农民工获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对农民工来说,难以获得诸如在城里上学、住房补贴和医疗保障方面的服务是个大问题。许多人把孩子留在乡下,由爷爷奶奶或其他亲戚照顾(通常不会很用心)。

  2010年8月到2011年11月间,重庆将300万来自偏远农村、在城市居住满一定时间的农民工转为城镇户口,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福利待遇。成都预计在年底破除将福利待遇与户籍挂钩的城乡藩篱。这意味着福兴镇的农民可以按规定迁到城市,享有过去只有城市户口或常住人口登记证持有者才享有的待遇了。此外他们还可以在农村保留土地使用权。这些改革使当地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负担,但此时重庆和成都正在一轮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浪潮中大步前进——正沉浸于过去主要集中在沿海的那种经济繁荣中。2011年,成都自曝经济增长率为15.2%,而重庆则称其GDP增长率达到了16.4%,几乎比其他每个省份的地区都要快。这种转变会引发新的问题,即使能解决其他方面的难题,但它预示着中国目前不平衡的发展将会有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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