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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的农产品产销体系是关键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17日 20:39 | 进入三农论坛 | 来源:农民日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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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

湖北天门市人,教授,博士,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贸易系主任,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流通产业理论与实践。

  主持人:本报记者 袁赛男

  嘉宾: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贸易系主任 洪涛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农副产品市场不时出现价格大幅波动的现象。面对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农产品流通体系不畅是否真的是价格上涨的“幕后推手”?特大型城市在农产品供应以及流通上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农超对接”是否是优化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唯一模式?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农产品流通领域也备受关注。

  今天,我们特邀请洪涛教授走进本期的对话栏目,就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现象以及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立等问题进行探讨。

  主持人:近年来,农产品涨价潮背后的风险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担忧,而价格上涨主要是蔬菜价格的上涨,这种现象尤其是在一些特大型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您能给我们谈谈像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在蔬菜消费上面临着哪些巨大挑战?

  洪涛: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这几个特大型城市在蔬菜消费上面临着以下几个共同的挑战。

  一是特大型城市的蔬菜需求巨大。一般而言,特大型城市都面临着巨大的资源性挑战,因此,消费品自给率一般较低,甚至农业产业在GDP总额所占的比例仅有1%甚至等于零。这样的话,这些特大型城市其蔬菜占有率也比较低,主要依赖外省市的蔬菜供给。

  二是特大型城市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以北京为例,2002年至2010年北京市蔬菜播种面积逐年递减。由2002年的12.2万公顷下降到2010年的6.75万公顷,下降幅度达到44.7%,至今除2007年外,均未超过70000公顷。

  三是特大型城市自给量大幅度减少。随着北京市蔬菜播种面积和产量的减少,北京市自产蔬菜的数量越来越有限,更多地依赖外埠供给,自产蔬菜由2002年的545.6万吨跌至2011年的296.9万吨,下降幅度达到45.6%。总体而言,从市场供应层面角度分析,北京市蔬菜的自给水平基本稳定在11%左右,水平较低。

  四是特大型城市消费量大幅度增加。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有着一般城市所没有的蔬菜消费量,如2011年北京有居民2018.6万人,有全国各地游客2.1亿人次,有境外游客520.4万人,有外国商务人员5万人。这么巨大的人流量带来巨大的蔬菜消费量,因此,北京80%~90%以上的蔬菜来自于周边区域或者长途跋涉于海南、新疆,甚至国外。

  五是特大型城市“最后一公里”成本上升。许多特大型城市都将蔬菜批发市场建设在郊区,而城市内部都有严格的交通管制,因此,从郊区进入城区后,许多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主要是制度性物流成本上升,还有店铺管理费用、以及人工成本、摊位成本、经营过程中的管理费及其税收等等,于是使得城郊蔬菜批发市场的价格与城市零售终端蔬菜价格相差10多倍,这被称为“一公里”现象。

  主持人:近年来,主粮、杂粮、蔬菜、食用油等接二连三地涨价,那么,您认为,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洪涛: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但农产品价格高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产品的制度成本较高,占到了成本中的70~80%。如较高的路桥费使长途远销的农产品成本提高,较高的罚款使农产品成本提高。虽然现在设立了绿色通道,但这是限制品种的,除了白菜、大豆等,其他农产品还是要收过桥费的。

  第二个是流通成本。科学技术水平导致现有的物配过程当中成本比较高,但成本高又不仅仅是环节成本,还有网点不均、物配效益不高等成本,这个占到成本中的10~20%左右。现在普遍把制度成本与流通成本混为一谈,认为物价高应该降低流通成本,这是不对的。

  第三个是农民生产成本在逐步增长。土地不断减少,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的价格都在增加,这些都是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因素。有人专门计算过,白菜、萝卜、土豆,即使一分钱都不要,拿到北京来卖,也是要5、6毛一斤,这不不包括农业科技投入、水、电、油等开销。

  第四个是农产品金融化现象。农产品本来就是一种普通产品,但通过炒作就可能大幅度上涨,如最近的鸡蛋、大蒜,这两者现在都不应该上涨,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两种农产品都是销售淡季,而且还都是生产的高峰期。因此,农产品金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主持人:农产品价格一头连着农民,一头连着消费者。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就是如何破解当前农产品价格“过山车”的困局?

  洪涛:要想农产品价格波动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类,我们需要建立健全一个完善的农产品产销体系。

  首先,应该鼓励农民安心生产。农民最擅长的就是生产,让他们去销售,就是给农民压力,就不能让农民安心生产。然后,我们应给他们做好全产业化的服务,做好信息服务、产前服务、产中服务、产后服务,使他们更便利地去生产、销售。

  其次,要重视农产品流通。就拿北京来说,把所有蔬菜、水果都挡在四环以外,小型车进城,都没地方停靠。一定要注意特大型城市的农产品流通。因此,这就要求通过制度变革来降低制度成本,这是解决农产品市场平稳运行的一个长期远行的机制,也是一个根本性的机制,这个长效机制不建立,农产品产量和价格波动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再次,要提高保障率。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包括财政体系、税收体系、金融体系、保险体系、信息体系、应急体系,共同对我国农产品生产流通的正常进行提供重要的保障。

  主持人:针对我国不断高涨的农产品价格,有专家认为,农产品价格暴涨的主要原因是流通环节成本过高,应该提倡大力缩短流通环节以减少成本,有人甚至建议“零流通环节”。对于农产品“短流通”的说法,您怎么看?

  洪涛:我认为农产品“短流通”是一个伪命题。流通环节不正当的层层加价确实是造成农产品价格偏高的原因之一。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般要经历“收购商”、“区域市场”、“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农贸市场、早市、社区农产品供应点、超市农产品供应点”等五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存在成本问题,导致层层加价,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农产品价格。

  短流通是一个伪命题:新疆—北京、海南—北京的流通渠道就不可能短,但是销地适当提高自给率是可行的,北京农产品水果自给率15%,农产品水果价格上涨后自给率提高到35%,如果能提高自给率会更加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避免“菜价整成肉价钱”。环节既不是越短越好,也不是越长越好。不同生产品种的环节多少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一概而论减少环节、降低流通成本、缩短所谓的流通渠道,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流通成本。所以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应该坚持少环节,而不是“一刀切”地追求“零环节”。

  主持人:现在为了更好地提高农民销售农产品的自主权和保障农民的收益,不少地方在实行“农超对接”,您觉得这个销售渠道是不是真的能解决农产品上涨的问题?

  洪涛:我的看法是,“农超对接”不应成为单一渠道,并且对于这个方式我们也要辩证来看待。比如,“农超对接”虽然给农民提供了将农产品外送的渠道,也削弱了农民的优势地位,这个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巧立名目收费,比如入场费等等。各种形式的收费会让农民负担加重,违背农超对接的初衷。

  二是周转时间太长。对于农民来说,平时买卖多是现金结算,而超市采用银行结算,并有时间不定的付款期。若以每车10吨菜,货值2万元计算,若结算时间达一个月,就是60万元的货款,对于农民来说,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三是条件苛刻,借标准来压价。超市原本与合作社签订了合约,但在菜价下跌时,超市就想压低收购价,不便公开违约,就以产品卖相不好等种种理由拒收农产品。

  农产品流通不应只是“农超对接”,还应包括“农餐对接”、“农基对接”、“农批对接”、“农消对接”(周末菜市场),应探索多种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如生产组织主导的供应链、批发市场主导的供应链、零售企业主导的供应链、物流配送企业主导的供应链、物流园区主导的供应链等。单一的渠道体系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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