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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中国城镇化率仅为40%农民工“被城市化”

发布时间:2012年10月29日 09:51 | 进入三农论坛 | 来源:人民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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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社科院今年下半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91亿,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超农村常住人口,学界和不少决策人士视之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转捩点。

  城镇人口中有一部分是“被城市化”

  在昨日召开的2012年第二次中国智库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上述数字提出了质疑:“这6.91亿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城市化'的,他们是1.59亿农民工。从统计资料上他们看是城市人,但他们的福利、住房、教育都是农民工式的。真实的城市化率只有40%。”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生副所长魏后凯虽然没有赞同“真实城市化率仅40%”的判断,但也指出,现有的城镇人口统计中包含大量农业人口。2011年外出农民工的人数相当于城镇总人口的23%,而现有统计城镇人口中,农民工及家属占据整体的27.5%。

  以“城市化”这一概念在人口以外的意义而言,农民工及其家属很难构成真正的城市化力量。他们不受城市各项福利保障措施的覆盖,因其高度流动性而无法稳定成为产业工人,对城市产业转型贡献极为有限,也达不到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专家们均认为,如下一步不将农业人口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程度将止步不前,而这将直接阻碍我国“本世纪末成为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目标的实现。

  魏后凯认为,越过50%人口城镇化率的拐点之后,中国城镇化的加速度将开始下降,今后的重点将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它包括一些关键内容:推进目前严重滞后的城镇第三产业发展,建立大都市圈产业链分工模式,以及在中国中西部、东北地区构建一批新的增长极,以形成多元化区域竞争格局。

  专家们对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现状并无异议。马晓河认为,制约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发展的瓶颈,在于人口没有集聚。“人口不集聚,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你到深圳的洗脚一条街去看,服务的人多,消费的人少,为什么?因为人口没有集聚。”

  大城市患“膨胀病” 小城镇不断衰落

  魏后凯则认为人口的集聚呈现两极化:大城市患了“膨胀病”,有吸纳能力,无承载能力;小城镇则不断衰落,有承载能力而无吸纳能力。他认为,上述现象的形成是由城镇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倾向导致的——资源集中向大、特大、超大城市高度集中,向首都、省会、副省级城市、地级市高度集中。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李津逵说,行政级别越低越没有财政自主权。以顺德为例,每年工商业收入是60多个亿,其中自己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仅6个多亿。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下属的一个社区有13万人,只有5个篮球场,这13万人都是新生代农民工,每年出生率是千分之十,“未来我们会需要多少钱来建篮球场?但这些钱在哪儿呢?都在深圳市。他们用来做什么呢?花2000亿办大运会。”

  他认为,这种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导致花在民生上的钱非常少。“公共服务这块不是市场调节的,我们能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哪一天突然良心发现把这个部分改进了呢?”

  马晓河相信这并非良心发现的问题,其根本症结在于城市并未围绕吸引人口来建设。“可以说现在没有一个城市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城市是为了什么建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漂亮,政绩,脸蛋。越有钱的城市建设得越漂亮,越大的城市公共服务越好,这就导致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越集中服务压力就越大,最终财力承担不了,只能用行政方法限制,于是限购等政策就出台了。”他认为,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城市是为谁建的?需要考虑大城市与小城市各自应当怎么建,这种循环怎么才能打破。

  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阻碍人口进城

  马晓河主张,必须破除中国“工业化远远超前城镇化”的现状:“我们考察发现,世界上城市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前进,多见于先行工业化国家;第二种是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的国家,一般在拉美。中国是典型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国家。”

  他说,这种滞后的特征在于,国家把大量的公共发展资源过早过多的用于工业化,使得城镇化缺乏资源,人口进城就很困难,“我们在战略选择上晚了一步”。

  魏后凯表示,社科院最近做的一个测算表明,城市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关键由隐形成本决定,即无法用税收等方法表示的成本。马晓河指出,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表面上让很多政府吃着农民工带来的福利,实际上却已经带来了严重的隐形浪费——资源过多投入工业化导致产能过剩,两栖生存的农民工使得大量基础设施空置,人口不集聚拖累长期发展。

  “我的结论是,体制和公共资源要调整,要改革,不改革中国的城镇化完不成。” 马晓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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