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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的中国难题:农二代三代回不去进不来

发布时间:2012年11月14日 08:45 | 进入三农论坛 | 来源:新周刊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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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乡或重建乡村的可能

  逆城市化

  今日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称:中国内地城市化达到了51.3%。

  “农耕社会,乡土中国”,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中国”。

  我们挤在城市,农村渐远。但也有各种类型的乡愁、田园梦和重建乡村的努力,在逆城市化而行。

  2009年出版的“都是农民:30年来城市与农民的纠葛”,关注了中国人的进城史和2.26亿农民工。

  2011年出版的“故乡: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说的是情感和精神上的故乡无所依之后,中国人被连根拔起。

  现在出版的“逆城市化:还乡或重建乡村的可能”,报道的是当代人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以城市资源反哺乡村的努力。

  以上,构成了《新周刊》 的“乡村三部曲”。

  中国乡村的未来,比你所想象的,更加需要你。

  谁的新乡村运动?

  让农村人回乡比城里人进村更重要

  推动新乡村运动,让农村人回乡比城里人进村更重要。假如农村人都不爱乡村,假如对土地的感情没有了,那新农村运动的发起者又在为谁忧愁为谁忙呢?

  文/肖锋

  冯骥才惋惜,中国每天有上百条村消失。对此许多人无所谓。乡村代表落后的东西,正在远去的东西,被抛弃的东西。

  乡村无形的消失每天都在发生,轰轰烈烈的撤村并居运动,大大小小的拆迁事件,更主要的是,乡村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被完整置换。

  农二代三代不再回乡,他们以争做城里人为荣,以呆在乡下为耻。乡村不可爱了,乡村凋敝了,乡村消失了。

  推动新乡村运动,让农村人回乡比城里人进村更重要。假如农村人都不爱乡村,假如对土地的感情没有了,那新农村运动的发起者又在为谁忧愁为谁忙呢?

  前年《新周刊》推出专题“民国范儿”,今年继而推出“先生”,追根溯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

  中国崛起还是“泥足巨人”?中国亟需人的建设,制度再大,人不行制度还是走样。人的建设需要百年筑基,一代不行两代,两代不行三代。新乡村运动引发的更宏大的命题是,没有自尊自爱的人,什么建设终归走不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还有谁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吗?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新周刊》改编三毛的歌词更有一种漂泊感。古人常说“归”,田园将芜胡不归,少小离家老大归,“读三千年书,无非功名利禄;行九万里路,终归诗酒田园”。可今天我们将归向何处?

  还有谁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吗?“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20多年前,彭丽媛唱出的这幅新农村蓝图,今天却变成尴尬现实。

  今天,多数中国乡村是“993861部队”的天下,是老人的乡村,是留守女人的乡村,是留守儿童的乡村。

  乡村沦落到今日,是一系列变化的结果。第一次是粮食统购统销,以便用“剪刀差”实现国家工业化。第二次是人力剥夺,乡村精英大量进城务工,以低廉工资实现低成本“中国制造”。现在医保还账,每位农村老人每月区区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的社保,不足以还历史的账。

  或许,失去乡绅阶层,使之失去文化传承因子,这也是民族之憾。今天,乡村机构更多在执行城市化、开发区、房地产征地、计生相关的事务。

  乡村是人伦道德、文化传承的根基。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强调精英回归。在梁看来,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梁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这个“最后的儒家”,这个倔老头将被证明是有远见的。

  中国近代历史的逻辑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谁赢得了农民,谁就最终赢得了中国。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谁不注意农民问题,谁注定会失败!”

  城市膨胀不是问题,PM2.5不是问题,农二代三代回不去、进不来才是问题。

  中国的新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2011年9月以“新农村、新中国”为主题的华西村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高楼”和“厂房”取代“农舍”、“炊烟”、“小河”、“荷塘”成为宣传主调,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城市。2011年10月8日,媒体发布了江苏华西村60层国际大酒店及“价值三亿元”的一吨重金牛的照片,以及华西村GDP增长的辉煌历史。这是被误读的新农村。

  离土不离乡,就地城市化,这些都是美好的设想。农民担心祖上基业被城市开发蚕食,农二代三代担心不被打工所在地所接纳。

  另一方面,城市青年具备的学习能力和生活期望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比如,具有现代化的价值观、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尊重权威不盲从,他们并不弱于城市同龄群;而公民意识、热心社会活动方面,一旦被城市接纳,自然也会逐渐建立。

  美国占人口3%-5%的农场主不但为整个国家提供粮食,还有大量余粮出口。中国非城市户口人口仍占70%。如今对土地的投入回报甚至已不足以养活农民自己。农民离开土地是大趋势。

  但每一个农民离开土地的背后都有一本心酸账。看看城市对他们的接收度: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废除收容遣送,直到赠予城市光荣建设者称号、允许以积分换取城市户口。

  未来十年,城市化仍是中国发展主流。“逆城市化”新景观只是个别现象。新生代农民在土地与城市之间尴尬地漂泊。他们既不在城,也不在乡。某种程度上,这将是一场2亿非城非农人口与城里人的谈判。

  乡下人的误解和城里人的误读,城里人到底对农村打的什么主意?

  欧宁们下乡大搞新乡村运动,初衷无比之美好,怕只怕遭误解而适得其反。老乡们以为是来搞旅游和集市建设的,这些城里人新鲜一阵怕是会走的,有谁会放着城市现代化生活不过?

  新乡村运动的难点有二:一是与现有农村体系的冲突,二是与农民追求现代化需求的矛盾——我们刚沾上现代化生活的光,你们就号召回到乡村了?

  毕竟,城市代表未来梦想。FT曾报道,19岁农民工李菲菲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让模特穿上自己设计的衣裳。插图上梦想城市生活的女主角一手持Vogue一手持手机。

  20年前,农民工打工是为了攒钱回乡盖房。20年后,新一代农民工要做城里人。农二代三代与城市同龄群具有相同的参照系。

  “大谷打工网”去年对1.1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访女性给出的自己最想从事的10种工作中,有9种是服务业工作,排名前三的是销售代表、前台接待员和行政助理。

  像父辈一样“从业农业生产”一定是新生代农民最末等的选择。他们农村回不去了,农活不愿干也干不了。现在做农活的基本上是40后50后。

  让新生代农村人留在乡下是困难的,同样,让城里人住乡下更不现实。

  近年来传媒上传播着城里人一种伪乡村情结。他们对乡村的体验只限于农家乐和山间别墅。到了农村,洗澡怎么办,上厕所习不习惯,等等。当然,一条村几十万就能解决下水道问题。那么,寂寞呢,在乡下能耐得住寂寞吗?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城市人对乡村的感情就像对“小芳”,“小芳”尽管清新可人,消费一把,始乱终弃,最终还是投向现代化“女郎”的怀抱。所以城市人真爱乡村,要先给“小芳”正名,给现代化“女郎”去魅。

  曾经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多少才俊士子咸出于此。

  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civility(礼仪)。文明似乎来源于礼仪。城市代表文明,农村代表野蛮。至少欧洲人这么认为。

  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致嘉轩弟)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

  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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